當一個音樂人說自己最近不太想拿起結他，這聽起來絕對是一句危險的告白。

獨立唱作歌手 Gwenji 形容自己最近經歷著一種「音樂陽痿」：不是不懂得彈，也不是不再知道音樂重要，而是沒有動力拾起那把曾經熟悉親近的結他。她說，最沮喪的不是不再喜歡，而是那種無法控制自己的無力感：「為什麼我不喜歡你？明明我是很喜歡你的。」

她把這種關係比喻成一段婚姻。像是曾經很愛一個人，卻忽然有一天不知道為何失去感覺。但那不代表她要離開。她說即使自己現在不是很有熱情，也不會把音樂丟掉。
在這段日子裡，她更像是在重新學習如何與音樂保持一個合適的距離。熱愛可以令人靠近，也可以在某些時候讓人耗盡；暫時退後一步，也不意味著放棄：「我很堅信，我有信念，這件事，我是不會丟掉它。」

坐在旁邊的是樂隊我地希望的結他手兼主唱逢一，他一邊點著頭，一邊從另一個方向談到「距離」。

他曾經也因情緒問題，不曾拾起結他一年。在那段與音樂相隔的時間裡，他透過運動、規律的生活慢慢重拾動力。如今他學會了找到平衡自己內心洶湧的情感，透過和人組織樂隊、透過外界的故事與社會事件去整理自己的聲音，讓他不必太直接地碰觸自己內部那些容易失控的東西。

兩人其實早在十多年前的創作營已經認識。那時候的青年，如今都成為本地獨立音樂場域裡獨當一面的創作者。Gwenji 從樂隊、組合輾轉走向個人唱作；逢一則在台灣生活與創作之後，選擇回到香港發展。路徑不同，他們卻在學習同一個課題：和音樂保持怎樣的距離。

在靠近與退後之間，他們不斷調整自己與音樂、城市、創作和生活的關係，藉此保存力量繼續走下去。

Gwenji 的音樂常被形容為柔軟、療癒。她的聲音輕，卻不是沒有重量的輕；在那些近乎透明的唱腔裡，常有一種倔強，也有孤獨、焦慮與不安的暗流。她的歌曲並不只是憑氣質成立。同樣是一把木結他，在不同作品之間，會長出不一樣的節奏、聲音材質、編排和和弦推進。那些細密的結他骨架，讓她的柔軟不是漂浮的，而是有支撐的。它們把人拋起，又接住。

當她談起自己近年的創作狀態，語氣並不浪漫。

她說自己以前很自然地拿起結他。那不是任務，而是一種自然而生的慾望。她想彈奏，想突破自己，想把更有層次的東西放進歌裡。作為一個唱作人，她不想只是唱歌，也不想停留在幾個和弦之間；即便只有一個人、一把結他，也要有足夠的聲音撐起一個臺。

可是慢慢地，那份慾望開始變質。拿起結他時，她聽見的不再只是聲音，而是自我批評：為什麼不能突破自己？為什麼還不夠好？創作本來應該帶來自由，卻漸漸變成一套壓力系統。她一度懷疑自己是否陷入了某種「音樂抑鬱」，一種對音樂的失去感覺。曾經支撐她建立自我價值的東西，突然變成一件難以靠近的事。

這種轉變不只是個人情緒，也和香港音樂生態的現實有關。Gwenji 提到，近年她明顯感受到演出機會減少、音樂製作項目收縮、場地與資源變少。這些都是很實際的數字，也是很實際的生活安全感。當音樂曾經可以支撐部分收入，而這個支撐開始變得不穩，她不得不重新回到辦公室全職工作，把音樂暫時放回一個比較不冒險的位置。
「可能先當作嗜好，不要覺得是職業。」這不是一句輕易的退讓，而是一個音樂人在現實裡重新安放自己的方式。她不是否定音樂曾經給予她的一切，而是承認它不可能永遠以同一種形態存在於生命中。

對她而言，作為一個獨立音樂人，韌性未必是一直保持一百分的熱愛，而是在熱愛失去原本形狀時，仍然不把它丟掉。那不再是青春期式一頭栽進去的熱戀，而是一份更長久、更現實的 dedication。

逢一談香港時，則帶著另一種能量。

他曾經在台灣生活、以樂隊 TheJUNK 帆人身分創作和演出。起初，那裡有很多新鮮的刺激，許多事情令他想說話、想表達，但逐漸生活落入了一種安逸。那種平靜不是不好，甚至可以說是幸福的。但對逢一來說，創作有時需要一點摩擦。太順滑的生活，反而讓聲音失去切入的位置。他形容一種在內裡翻滾的暗湧，一直在驅促他有所改變。

後來他選擇回到香港，重新感到一種有話要說的急切。這座城市有很多在變動的事情，獨立音樂的場景相比起發展已較成熟的台灣，也蘊含著許多未完成、未被嘗試的可能。他想跨過既有的形狀，尋找新的表達方式。香港的變化、密度和可能性，反而令他感到興奮。於是他組織了樂隊我地希望，也成立了專注敘述本地音樂的 GIGzine，以新的身分繼續述說著這座城市的故事。

Gwenji 的歌多半先從內部發生，關於情緒、自我懷疑、關係裡未被說清楚的感覺，她說以前總覺得「無論外面的世界怎樣，自己都可以在房間裡做我的歌」。逢一則更需要外部世界先撞進來。他需要人、事件、城市、社會，甚至某種不正常的東西，先在身體裡留下刺激，再把它帶回來沉澱。他說自己一定要「與社會連繫，與人連繫」，然後再回到一個內省的空間，慢慢思考：「這些東西是什麼？我可以怎樣理解？」

這種創作方式讓他不是直接把最內裡的感受拿出來，而是先借助一個故事、一個場景、一件發生過的事，為外部世界找到聲音，也在其中聽見自己的位置。逢一曾經寫詩，也拍攝、讀哲學、接觸不同形式的表達。當他決定要更認真做音樂時，他選擇有意識地拋開歌詞、文字這個曾經更為熟悉的媒介，練習純粹地用音樂溝通。對他而言，聲音不是文字的附屬品，而是另一種思考方法。

他很早就習慣個人演出與樂隊之間的切換，但一直沒有很認真經營純粹屬於自己的個人項目。他說自己以前不太照顧自己，總是把社會上發生的事、他人的感受、外部事件放在前面。朋友曾經問他，什麼時候才寫自己的歌；而他那時才意識到，自己一直在為事情、為別人、為某種外部需要寫歌，卻很少真的為自己寫。
但他也知道，如果太直接地向內部挖掘，自己未必能承受。以樂隊的方式詮釋城市的故事，反而給他一個可以持續工作的結構。他可以把個人的東西放進去，但不必讓它赤裸地暴露在最前面。

這也是為什麼他會重視樂隊作為一種共同體。聲音不是由一個人完全控制，而是在幾個人的身體、習慣、技術和反應之間生成。逢一說，他常常會想，怎樣叫結他手「彈一些不太像結他的東西」，叫鼓手「打一些不太像鼓的東西」。他不是要樂器完成既定功能，而是想把它們推到一個陌生的位置，讓聲音長出新的形狀。

同一座城市，對兩位音樂人而言呈現不同的作用。對逢一來說，它是刺激，是讓他重新有話要說的場域。對 Gwenji 來說，它近年也成為一種耗損，抽走創作所需的安全感與氧氣。城市本來就不只是一個創作的背景。它會餵養人，也會消耗人；會給予題材，也會拿走條件。

如果說前面的對談一直在談如何與音樂保持距離，到了創作方法，他們談的則是另一種距離：如何不被情緒牽著走，而是回到聲音本身。

Gwenji 說起一個單詞：「誠意」。

她會被有誠意的音樂打動。這裡的誠意不是情感充沛就足夠，而是創作者是否真的用心處理聲音。她不滿足於掃幾個 chord，也不滿足於只是把情緒倒出來。即使她常說自己不是技術、比較靠 feel，但她其實非常在意工藝。那些結他節奏、編曲細節、聲音如何推動歌曲，都是她判斷一首歌是否成立的重要部分。

逢一則從另一個角度談技藝。他尊敬技術，但他更關心的是，如何讓聲音從自己的視角出發，而不是某種既有風格的複製。他提到一個像武術的比喻：從白帶追求黑帶，「但真正的道，可能是到了黑帶之後再走回白帶」。技藝需要練到身體裡，卻也要學會在某個時候忘記那些習慣。因為創作者不是只要把一種風格學得很像，而是要吸收之後，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。

他最後歸納出三件事：「誠實、從自己的視角出發、技藝的磨練。」這三者之間的平衡，才是藝術最困難也最好玩的地方。

韌性因此不只是一種心理狀態，也是一種工藝上的耐性，是持續地願意回到聲音本身，慢慢打磨，慢慢聽，慢慢找回自己與音樂之間的關係。

訪問尾聲，他們再次談到「距離」。

對 Gwenji 來說，維持距離是她的人生課題。她以前太投入，太容易把音樂變成生活裡最好的東西、最重要的東西，甚至讓它與自我價值綁在一起。可是藝術創作並不只是主觀和浪漫，它也需要理性，需要平衡，需要在很想放棄、很生氣、很頹的時候，把自己拉回一個正常的位置。

逢一面對的是另一種難題。他要管理的不只是自己與音樂的關係，還有自己與他人、與樂隊、與創作之間的關係。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很有想法，也很願意討論的人，但不是每個人的凹凸面都能與他配合。樂隊給他安全感，也同時要求他學習如何與他人的形狀共處。

他們看似站在不同位置，但到最後，兩人都在處理同一件事：如何不讓自己被所愛之物耗盡，又不因此離它而去，堅定地走下去。

在香港做獨立音樂，也許從來不只是關於如何抵抗現實。它更關於如何在現實裡不斷重新校準自己：什麼時候靠近，什麼時候退後；什麼時候把音樂當成生命，什麼時候又要讓它是一把可以暫時放下的結他。

對逢一與 Gwenji 而言，韌性不是一句叫人咬牙硬撐的口號，也不是把資源貧瘠浪漫化成獨立音樂人的宿命。

在5月20日晚上，他們將在對談之間，談論如何在香港這個既餵養也耗損人的地方，與音樂保持一種誠實而有彈性的距離。